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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丝钉之歌—王童电影掠影  

2011-10-24 09:30:39|  分类: 看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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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代都不乏为功名利禄不择手段之徒,同样在任何时代,甚至任何国度,多数人向往的日子首先是食可果腹,衣能蔽体,不至于夜宿街头,老无所依,病无所养。这种生存的起码要求得以保障之后,才有可能谈得上文明与道德。而在一定时期,生存却有如深山古道夹缝中钻出的小草,弱不禁风,几日暴晒的阳光便能让它像褪去的蛇皮一样枯萎。

台湾导演王童有几部影片都是围绕着这种生存的极限展开的,他的作品像黑泽明的电影名称一样,关注着“底下层”人群的生活状态。自忖当艺术从描述特权阶层,转为刻画普通大众无疑是一大进步,更为进步的是,不止描绘普罗大众,一样关注边缘人群的生存状态,像局外人,小武,扒手,妓女,同性恋,江洋大盗,无恶不作的黑帮罪犯,等等,现代艺术并非要越边缘越好,只是多少时代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对象被普遍排斥在艺术的门槛外,从《十日谈》之后,人性中被禁的东西并未减少,生活中被默认却不准人开口畅谈的公开秘密不计其数,即使在现代,像《教父》那样的书籍,当年也只被认为是三流的黑帮畅销小说而已。掌握着话语权的人们,认为它们肮脏得不足为外人道,是不管青红皂白一律遭受打压的对象,这些人性的,太人性的像被故意遮盖的月亮,偶尔露面,惊山鸟,像《大师与玛格丽特》里的魔鬼说得话,莫非“你要把地球上的一切数目和生物通通去掉,从而满足你享受完全光明的幻想”?细想,如此迟到的登堂入室,让它们在众人的眼皮底下“受审”,已是我们欠它们的了,否则一幕幕地下的悲剧还会像紫金山上春风醉不了的夜晚,重复上演。毕竟凡是不能感同身受的往往也是无法理解的,而无法理解的便谈不上宽容了。电影,文学等一切艺术的责任之一便在于发掘那些在我们眼皮底下,却被我们漠视或偏见的社会万象,苦难生活。

王童是这样一位导演,他在《稻草人》中用近乎荒诞的手法,瞄准了一个家庭在战时的艰难生活。如母亲为了守卫两个儿子不被拉去当兵,在两个儿子熟睡时用牛屎糊在儿子的眼皮上,使两人变成砂眼,色盲,最后军队嫌弃得不收,俩人逃过一劫。此时电影的话外音为,”两个儿子真幸运哎,有这样的母亲“;再比如,飞机空投炸弹,爆炸的残片被孩子捡到,带到学校,学校老师说孩子勇敢,奖励他一个放大镜,这么一来,空炸再次来临的时候,一群孩子居然挎着篮子,簸箕,专门跑出门外去捡弹片。更为荒诞的是,有次一只炸弹落在兄弟俩的地里,是枚哑弹,没炸,兄弟俩试探着确定它不会爆炸时,把它当宝,抬回家,怕被人偷了,一定要放在屋子里,然后准备去领赏。可当俩人翻山越岭,将炸弹抬到日本军部的时候,军官被吓得两股战战,拿着枪逼着兄弟俩把炸弹扔进大海,炸弹入海之后,轰然一声,水面泛起一条条白花花的鱼儿,俩人奖赏未得,却捡了一担鱼,回家后孩子们吃着这难得的美味,跟阿婆取乐,说要是天天来炸弹就好了,这样就能天天有鱼吃了,阿婆正言道,用不着天天来炸,三天两头的来一次就好,这样鱼吃不完还可以盐起来,还可以送给邻居。

其中又出现了几个看似不大协调的镜头,在如此缺衣少粮的时代,一家人并没有哭丧着苦大仇深,像喝了黄莲一样的脸,而是出现了像弟弟那般,偷着空也要跟老婆耍上一耍;女人更在艰难的时日里渴望着胭脂,口红,最后男人没给她买,她则委屈地像个孩子一样哭哭啼啼;男人在土地公公拜香求佑的时候,还不忘一句一句的骂娘;孩子听母亲哄,说一般客人吃饭都不会把鱼翻过身,只吃上面一面,剩下油乎乎的那面就留给底下人吃了。其中一个小男孩从门缝往里瞟,看到鱼被筷子翻过身之后,哇啦一声,哭得跟被甩了一百个嘴巴子似的;战争时期日本人把美国人说得跟魔鬼差不多,比如组织一群妇女进行防空救火演习,说美国人浑身长满毛发,像大猩猩,那玩意都很吓人,日本人比划着,有这么大,下面的妇女听着却在嘻嘻窃笑。

这些荒诞的镜头在战争时期又无一不令人心酸。在电影《无言的山丘》里,这种真实的荒诞更悲催,而那种人文关怀也不再局限于截然对立的民族仇恨,而是一视同仁,批评与同情都有的放矢。中国工人在日本矿山里幸苦劳作,用肛门夹带黄金,被脱了裤子,像猪狗一样被翻来覆去地检查。中国矿工看到一个貌美如花的名叫富美子的日本女子,坠入娼妓,则又排队等候,欲尝异域之情,即使富美子病态恹恹,依然有人对她下淫手。至于那个老鸨,我以前总认为他们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货色,只会赚取那些女子的容貌钱,可在战争年代,这种人可能同时也在扮演着抚养救济的角色,她收留流浪儿,让那些无家可归的女人穿上艳丽的服饰,哪怕是在床榻的瞬间,她们是可以做女神的。可没人看得起她,她说“你们年轻,还有希望,可我呢?”说着她一边流泪,一边一口口扒着碗里的饭。而那位兼营身体,为了养活好几口孩子的母亲,则不仅仅伟大,更深明大义。正如《红柿子》中的老外婆经历了半世风霜,说得一句话,“什么都是假的,唯有把孩子养大是真的”,女人在第三个“准丈夫”淘金被炸死后,执意要带男人的牌位,村里长老们讶异并质疑她有什么资格要带男人的牌位,她直言不讳, “别人来找我可都是有收钱哦,只有跟他同床我是是一毛钱都没有收过,如果要说夫妻,这样还不算吗?”

至于片中安插个富美子,明显有着更为深刻的寓意,富美子禁不起折腾,变得体弱潺潺,席地而坐,指着不远处,对她的台湾“恩人”说,那里葬了两个人,是座“无缘之墓”。又说要报答恩人,最后在恩人的拥吻中死去。这个无缘之墓俨然台湾与日本的关系,日本殖民时期,那些同化政策对台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台湾现在依然实施的家庭医疗体系,但终究未能将台湾揽入日本的版图,文化所具有的刚毅个性,远非一朝一夕的贿赂或者长长的鞭子所能驯顺的。那座坟墓又或者如一切阴差阳错的缘份一般,有的努力能走到一起,有的无论你怎么尝试都无济于事。树倒猢狲散,人在你得势时向你奴颜婢膝,大多不是出于由衷的尊敬,而仅仅是屈服于你的权威,内心里说不定是鄙视你的。可这个社会有如诱骗阮玲玉美色的唐季珊所言,有权有势之人,即便人们对他们不满,在他们面前不敢说,背后说,他们听不见,便随便怎么说。老家有句话叫,被人在背后说闲话了,耳朵会红,会滚烫。如果是真的,一个被人说道,咒骂的民族之耳朵又会红通通滚烫在哪里呢?

特权阶层又何尝不是一层一层备受牵制?此处的大爷,彼处的孙子。我们村里的计生办主任,对村里的心生人口有着生杀大权,这点微不足道的大权又能使其蒙受说不尽的便宜,比如村人名字中改一个字,要向他递上重金,美其名曰,”打理费“,这种费用已是公开的秘密。王童模仿《钦差大臣》改编的电影《假如我是真的》,又对这种“特权”阶层的虚伪与罪恶做了无情的批判。名叫李小璋的年轻人被下放到农场,为了上调,与自己有了身孕的女友结婚过日子,他不惜冒险,开始只是冒充官员儿子为了看一场免费话剧,偏偏馆长”热情“,与其攀谈,要寻根究底,打听他到底是哪个首长的儿子,又要将王牌女星介绍给他做女朋友,其他来看戏的领导听说他是高干子弟,又相继拉拢靠近。随着剧情展开,李小璋已是骑虎难下,只能不做不休,装到底,借着首长的名义请求领导们将李小璋上调。如意算盘落空时,他的女友带着身孕走向茫茫河水,李小璋则深陷牢狱。李小璋曾经跟女友调侃,只怪我没有一个首长爸爸,只怪我不是首长儿子。有人在农场两个月就能出来,有人可能一辈子就要老客死他乡,像《天浴》里那位出卖多少回身体也是白搭的姑娘,有人一个指头就能将你碾进泥地里,这个人也能将你从五指山下解救出来,可是生不逢时,这种人不是你我的爹娘。李小璋最后质问首长,欺骗的又何尝是我一个人,你们的政策一改再改,难道不是在欺骗人民吗?你难道敢说干部们都表里如一吗?

《无言的山丘》中那位听着柴六的日本军督,衣冠楚楚,还是会对着手无缚鸡之力的富美子下手,怀疑她夹带金子,就是因为他的怀疑,直接造成了富美子的万劫不复。对于权力者而言,高抬贵手也不过就是动或不动一下身体而已,可是他们为了所谓的尊严,为了所谓不能自打嘴巴,更为了锦绣前程,甚至在明知政策有问题,作为贯彻实施者,认真履行职责,把人撕得血迹斑斑,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得自己尽忠职守,或者神通广大。纵观历史,又有几个掌权者能够知道,最大的权力不是在用权,而是在放权,是让所有人都享有自己该享的权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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