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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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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下的债  

2011-08-10 10:45:38|  分类: 记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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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偷懒。那天在无锡火车站看到一位捡矿泉水瓶的老人被保安揪住,保安嗓门很大,擒住老人装满矿泉水瓶的大塑料袋,勒令老人赶紧出去,老人则仅仅拽住塑料袋不放手。旁边就是一群坐在椅子上候车的乘客,扭头看着这一切。我忍不住润了口水,然后走过去,准备好可能要打口仗,我气势汹汹,劈头便问,为什么这里不准人捡瓶子?保安回答,这是他们公司承包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私有的;我接着问,那老人家怎么知道你们是承包的?又在哪里有明文张贴,不许外人进来捡瓶子的?如果没有,他怎么知道不许进?他四两拨千斤地回答,门前就有告示。我一时词穷,不知道如何反驳,站在那栋偌大的全新的候车室中央,不知所措,像极了傻子。幸好此时旁边走过来一个人,对保安说,“你瞧老人家上了岁数了,也不容易,这次就算了。”保安开始还是不理,我窘在那,来硬的不行,说理自己也讲不清,占不到上风,便转而态度缓和,附和着求情。保安最后自然是松开了老人紧握的袋子,但这件事给我的打击却没完。

我个人有时候容易激动,遇到我认为的不平时会发两句牢骚,但语言与行为都极易陷入情绪化的暴躁,谈不上据理力争,便被对方随意支使的借口拦下,然后怵着不知如何是好。这样的事并非仅此一件,还有一次,在常熟步行街的商场入口,保安拦着不让挑着箩筐的妇女进门,我问,凭什么不让进,保安理直气壮,“这是规定”,我问这是哪门子的规定,他说门前写得清清楚楚,”衣冠不整者,不准入内。“我虽然暗骂竟然有如此狗血的规定,但也无力反驳,自知跟保安说规定本来就有歧视,那改变不了任何事,保安不管歧不歧视,他只是在尽责,做好自己的工作,否则他自己就可能被扣薪,可能要卷铺盖走人。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很多人可能一目了然:上位不对劲,下位都是受害者而已。这两位保安有错吗?想来也没什么错,他既然受雇于此,要养家糊口,那么做好上面布置的任务就是理所应当。上面让他拿着大棒赶走街头小贩,以维护城市美好形象,他不赶,自己就可能被赶。看美国报道当年的医疗体系问题,一位职员暴露,保险公司为了盈利,会按照合同上的附加条款,找一切借口拒付。当时她是保险公司一员,有一天一对夫妻被诊断患病,但俩人觉得都投保了,便搂抱着,彼此安慰:一切都会没事的,有保险公司撑腰,它们会理赔。她当时接手这起案子,结果发现俩人都有病史,都不在理赔范围之内,说着说着她就泪流满面,好像自己是伤害那对夫妻的元凶一样。

在体系之内看到诸多不公,却无能为力,那种感觉该有多苦痛,这大体是个例子。

前两天跟豆友聊天,提到辛德勒与卢旺达饭店里的那位黑人经理,俩人开始可能都属于自私的一类人,或者准确点,不扣道德的帽子,他们都是自扫门前雪的,是想把自家的日子过好的那类人,但是在关键时候却又救人无数。当时在说人性有多美好,就有多黑暗,反之亦然。后来又想,即使行善也是需要有能力,譬如言辞行动恰到好处,甚至是需要有些权力的,否则还是空话。辛德勒先生如果不是赚了一些钱,不在军官将领中混得如鱼得水,也弄不到火车,批不下公文,救不了那么多犹太人。钱财在任何时候自然都可以成为收买人心的重要要素,但有些人就会不买钱帐,有时候一句恭维都比给他一座金山的效果强,你若是太耿直,便只好硬碰硬,碰得像《何以为人》里的男人那般,大学毕业,前途似锦,但是在战时对企业大搞人性化,被工厂同事排挤,一步步下滑,最终不得不妻离人散,走在茫茫荒野,摇摇欲坠。

如此看来,这一切岂不能说,要想正义,有时候就需要先把自己染黑了才行?只有这样你才更有调查发言权,才更有反击的力量,才会比非正义更会玩手段,耍花样,步步为营的时候才更容易稳操胜券。那么如何保证染黑了的正义还如最初的正义如出一辙,而不至于变成酱缸里又黑又臭的顽石呢?要知道正义是个变量,当它蒙受体制带来的优渥时,它的免疫力与抵抗力都是可能下降的。

如此看来,又可不可以推而广之地说,大多数人,事都是缺少正义的,或者在一段时期内常常是呈现不正义属性?无锡的那件事,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沦为了低三下四的求情者。现在回想,自然是我没有击中要害,但即便击中了,吵吵嚷嚷,有没有低三下四的求情来得更有效?假设我有幸能与上位人士见面交谈,指出这种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的说辞在某种情况下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是蛮横无理,无视平等的,整个系统运作起码是不规范的,他会不会像踢皮球一样把我踢得更远?那么普通百姓,面对不公,如果不能漠然视之,到底又该如何选择?

能做的自然是个人能力的提高,法律意识的加强,如此起码不会像我站在人群中那般,一时哑口无言。但是我想个人能做的始终还是有限的,原因不止在话语权,更在于这个体制下一个人的话语权再有份量,也会被更有份量的话语权以及更强大的制度所湮没。在法律监管,新闻媒体,等,都沦为附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独立的机构可以有效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缺乏制衡的社会注定会陷入一家独大。于是便流传了网上诸如此类的段子,你跟他讲权利,他就跟你讲国情,你跟他讲国情,他就跟你讲人情,你跟他讲人情,他就跟你讲法治,等等。绕来绕去,自己总也绕不到好,占不了理。

再就这几件小事来看,在一个系统化的利益分配模式里,上面有规定,便不愁下面没人实施,但是对于上位的审视却很少有人问津。基斯洛夫斯基在电影《不可杀人》中,描述一位律师立志要与制定死刑法的人斗争,他想废除死刑,然而却在亲眼见到处死失足杀人犯之后,躲在汽车里,一遍遍地诅咒,“我恨他们”。有仇恨的时候,正好是容易滋生报复的时刻,讽刺的是,律师对死刑的反驳恰恰是因为觉得死刑不是为了预防,而是为了报复。而律师此时咬牙切齿的恨何尝不是在对废除死刑的希望判处死刑?无力回天的打击有可能会攫住人一生,使人从此一蹶不振,甚至有时候它还是致命的,就好象大卫戈尔,同是为了废除死刑,他以身试法,使自己成为死刑下的牺牲品,只有让制度意识到它会杀害无辜时,才有可能乾坤逆转。可如果正义都到了要以牺牲生命为代价,对于逝者而言,这不同样是非正义吗?

奥威尔说,ZF治理的方法之一就是要设法使人感到恐惧,并最好让其民众处于蒙昧不开的状态,越是民***主的国度人越是难以治理,最好人人都只关心眼前自己的利益。为了免于受罚,人们往往坐等他人为自己谋利。用博弈论来看,不管别人选什么,自己都是有获益的,这种伺机不动,默默等待便是最佳选择,可悲的却是,这并非选择的问题,而是摆在多数人面前只有这么一种选择,只因为选择的前提是自由,而在趋利避害的前提下,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多自由。

而且没有人可以批评趋利避害,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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